回忆父亲廖政国:独臂将军的最后一个战场 2

更新时间:2019-08-11

  爸爸对张春桥的做法一直是不认可的,但他与张春桥斗争是讲究策略的,尽量避免正面冲突。他早在1967年元旦就发布了紧急命令,抢在张春桥、姚文元回上海之前,以检查和维修武器为借口,收缴了全市民兵的,避免张、姚他们在上海搞第二武装。张回来也只能干瞪眼。他坚持要将已被张春桥打倒的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(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)列入上海警备区党代会主席团名单。为此,我们的家被抄了两次。

  “文革”一开始,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很快就瘫痪了,爸爸尽自己的最大力量稳定军队。张春桥多次想调动警备区部队,一直想拉拢爸爸。他对爸爸说,只要你能配合工作,一切都好办。爸爸说,我不属于上海市革委会管,我的直接上级领导是南京军区,要动一兵一卒,除非叫南京军区通知我。爸爸一直以此为推辞,对抗张春桥。1968年4月中旬,上海掀起了全市性的“炮打张春桥”的浪潮,张的手里没有枪,他要动用军队去群众,只能来找爸爸。爸爸只认定一条:动用部队一定要上级批准。张也拿他没有办法。

  爸爸还竭力保护被迫害的党政领导干部。他说,对于老同志,只要中央一天不下命令打倒,就不能不管他们,他们到我们这里来,最起码要给他们碗饭吃,给张床休息。

  叶飞叔叔在福建受到冲击,被造反派隔离,家里电话被监听,叶飞叔叔女儿叶小楠半夜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电话向爸爸求助,爸爸只说了三个字“知道了”,就把电话挂了,让叶小楠很是忐忑不安。其实爸爸的性格就是这样,他情感不外露,不多说一个字的,但他言出必行,马上把情况告诉了陈丕显,陈有周总理的直线,可向总理直接报告。三天以后的夜里,叶小楠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,表明总理知道福建的情况了,会想办法解决的。

  后来陈丕显受冲击,处境很困难,爸爸让妈妈把陈丕显收到她工作的八五医院治疗,结果还是被医院的造反派给揪了出来。妈妈也受牵连被隔离看管。

  1967年1月21日晚,传来了陶勇(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)自杀的消息,我们都很惊讶。陶勇叔叔与爸爸是西路军的战友,抗大的同班同学,又一起加入新四军,是并肩作战多年的生死之交,感情深厚。在我们的印象中,陶勇叔叔乐观豪爽,性格奔放,平易近人,怎么会自杀呢?而且就在当天中午,爸爸刚跟陶勇叔叔见过面,有过一次深谈,交流对当前局势的看法,这样的机会对他俩很不容易。陶勇叔叔的遗体在一口水深1米多点的小井里发现,被定性为“叛徒畏罪自杀”。后来种种迹象证明,他是“被自杀”的。不久,陶勇夫人朱岚阿姨也被造反派抓去毒打,也遇害了。陶家子女多,有七个孩子,失去了双亲的他们起先被造反派赶到车库里,后来流落街头。爸爸叫人千方百计把散失的孩子们找回来,送到南京那里保护起来。

  陶勇出事之后,爸爸的警惕性也提高了,他采用了新四军时的游击战术,办公不固定在一个地方,有时在机关,有时在战备指挥所,每天还把战争年代缴获的一支小左轮手枪揣在兜里。有重要的会议他就安排到战备指挥所去开。那是军事禁区,造反派进不去。

  1968年9月,通过“军委办事组”,把爸爸调到北京总后的后勤学院参加“思想学习班”,这是张春桥使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妈妈不放心爸爸,主动要求进学习班,于是也来到了北京,虽然跟爸爸不在一个组,但可以经常看到爸爸,哪怕不能交谈,但在身边可以观察动态。在学习班的八个月里,张春桥和王洪文指示党羽,对爸爸进行无休无止的“车轮大战”,进行辱骂围攻和批斗,还把照顾他生活的唯一一名公务员调走了,爸爸发高烧也不让看病。

  最终在总理的过问下,爸爸才得以从北京的学习班回来,这时候他原来1米78的个头一百七八十斤的体重只剩下一百三十几斤,胃窦炎、胃黏膜脱垂、十二指肠溃疡都犯了,这些原来从没有的病,突然都出来了。一顿只能吃一小碗饭。腰伤也复发了,不得不又穿上了钢丝背心。当他在南京治病期间,南京军区党委多次决定让他回上海工作。但是张春桥因为几番拉拢不成,于是下结论:此人不利于团结,打不倒,也要赶走。1970年5月,下令免去爸爸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职务。为此伯伯特地找据理力争,说:到哪里不是干革命?伯伯很不情愿地只好把爸爸调回南京军区,担任炮兵司令员,从正兵团级降为正军级。伯伯也很厉害,借机把上海警备区的几个属于造反派阵营的人也一起调走了。

  爸爸到南京不久,病情就日渐恶化。身体检查,有几个指标不太好,疑有癌变,军区党委让他做手术。妈妈是八五医院副院长,她对于这场手术事先考虑得很周全,手术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做,从上海请了专家主刀,挑选了血型吻合、身体健康的我们兄妹俩和警卫员、炊事员四个人给爸爸备血。手术很成功,只用了一块纱布,说明失血量很少,但没想到术后三天,因无法排尿,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生给爸爸的足三里上注射了“新斯的明”,不料却致使脏器收缩,手术缝合处线头脱落,引发了消化道大出血。医院立即要将爸爸送进手术室,打开腹腔寻找出血部位,但此时爸爸格外清醒与冷静,此时打开腹腔,只怕出血点找不到,人在手术台上就走了。于是指挥现场的妈妈,立即回家,将他放在箱子里,战争年代备用的“云南白药”拿来。医院此时也想起他们刚有一种新研发的止血粉,就这样,云南白药加止血粉被调成满满一大碗,爸爸大口大口吞咽下,奇迹发生了,血止住了。同时医院赶紧召集医训队学员输血,在慌乱中没有对血液进行严格筛选,结果输入了疟原体和肝炎病毒。疟疾很快治愈了,爸爸出了院,但三个月后肝炎发作。这次他本不愿再入医院,说进去了就出不来了,经过领导及叔叔阿姨的再三动员不得已又住进了医院。后来的结果果线日下午,爸爸离开了我们,安葬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公墓。他的战友们从全国各地赶来,这些久经沙场的老首长在总院嚎啕大哭,有的拍着桌子要找总院院长算账。爸爸走后,妈妈为他平反的事到处奔走搜集材料,妈妈说,爸爸一天不平反,他手下的许多同志受他牵连也无法工作,我们不能连累别人。在妈妈的努力下,1979年4月14日上海警备区下达了平反决定,因爸爸而受株连的同志、亲属也予以彻底平反,恢复名誉。

  爸爸在病危期间伯伯来看他,嘱咐他什么都不要想,好好养病,爸爸要我(指廖年)把他从病床上撑起来,艰难地说:“首长,也许是我心胸不够宽,我就是对‘文革’不理解,我咽不下这口气。”现在一想到爸爸说过的这句话,我们子女就会感到心里隐隐作痛,爸爸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所向披靡,最后却倒在了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,但我们子女仍然认为他是胜利者,因为爸爸没有苟同于张、六兮彩现场开奖结果直播姚、王等人,为上海的稳定贡献出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,我们为爸爸的智慧与胆略感到自豪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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